1、法家思想核心主张
(1)、韩非子论著的核心政治思想就在于法、术、势的结合,而这一点则是源于吸收了法家各位前辈的不同思想。韩非子之前的法家,虽然没有像儒、墨两家那样出现明显的派系分别,不同的代表人物却也有着重视法、术、势的区分。商鞅重视“法”,主张“壹赏”、“壹刑”,“壹教”,崇尚依法度,废私仪;申不害则重视“术”,认为“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主张国君应该掌握“循名责实”的监督、任用、考核臣下方法,并且通过“术”来加以应用;慎到“由道而法”,由“学黄老道德之术”的“无为而治”,进而认为“治国无其法则乱”、“为人君者不多听”,重视“法治”、“君权”的“势”的作用。到了韩非子这里,对应道家“无为而治”的“势”,为了克制孙氏之儒所认为“人性恶”而指定的“法”,将名家的“名实”理论付之于实践的“术”,被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韩非子认为,单凭商鞅之“法”,则“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最终法治难以推行;单凭申不害之“术”,则“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会导致法治的混乱;单凭慎到之“势”,则“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会导致“应慎子者”“便治而利乱”,无法解决单纯“势治”的矛盾,因此需要通过“法”达到“抱法处势则治”,弥补“势”的不足。因此,韩非子认为,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势”即国君的“权势”是核心,而“法”和“术”则是维护这个核心的两种不可缺少的手腕。他指出,国君应该依赖权势“君持柄以处世,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治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凡明主之治国,任其势”(《韩非子●八经》);同时要重视“法”的地位,严法治,明赏罚,“以法为本”(《韩非子●饰邪》),“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韩非子●难一》,“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虽亡不亦可乎”(《韩非子●内储说上》);还要注重“术”的运用,“术者,因任而设官,循名而责时,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难三》)。
(2)、王弼(226-249),字辅嗣,魏国人。 王弼能言善辩,是中国古代最年轻的玄学大师。 在学术思想上,提出了“贵无”的观点,认为“无”是事物的本源。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制”。在哲学认知论上,提出了“得意忘言”,并论证了《周易》的言、象和意的关系。
(3)、法家认为:国家社会与组织制度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时代的进步,政治制度与组织结构也必要跟着发生变化调整,在当时法家将此过程称为‘变法’。
(4)、申不害强调君独裁,必须掌握生杀大权,下属必须要绝对服从君主!君王对于大臣,不仅要有“阳术”,还得有“阴术”,安插一些眼线耳目,也就是特务情报分子,来监视收集大臣们的动态。
(5)、商鞅推行新法后,在秦孝公的权力支持下,全国严格执行新法,使得苟延残喘的秦国迅速发展成了一个战斗力极其强悍的强国。秦孝公去世后,商鞅后来也被秦惠文王车裂,但新法已经跟秦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且已深入民心,所以新法并没有被废除,此后秦国几代都严格执行“依法治国”的国策,使得秦国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迅速荡灭六国,一统天下。
(6)、商鞅强调“法”,主张国君要明法令,用法律来加强统治。法指健全的法制。
(7)、一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和子产为法家思想先驱。前期和中期法家有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
(8)、侯之情”,即要全面衡量一个国家的国情,据以决定自己的施政方案。
(9)、法家思想随着秦朝的土崩瓦解,也就失去了它的市场。但是法家思想整合起来的这一套高效,快捷,简单,易学的社会实践方法,为历代统治者所沿用。汉朝后来以儒学为中心,结合百家之所长,发展出来了一套经学体系。成为中国官学的核心,也被称为新王道。法家思想也像这么一涓长长的细流,最终融入了经学的汪洋大海!
(10)、这也就是说法家往往是出于理官,他们为救时弊而呼吁以以法治国,这群人渐渐就成为了一个学术派系,法家的起源也就容易被理解了。
(11)、韩非子的法治公平观念更强调“法”在形式上就应该对所有的人平等对待。他明确提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的可贵思想。
(12)、法家:提出富国强兵、以法治国。是中国古代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代表人物李悝。
(13)、人格精神——要求人们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
(14)、个人认为,学习哲学就是给自己精神思想来一次从头到脚的神圣冲刷,哲学直接改造的是伱的思想精神,根本改造的就是伱的做人处事了。
(15)、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16)、孔子,主张“仁爱”,是有等级的爱,主张克己复礼,希望能回到西周的礼乐制度,有教无类,主张勤学而好问。孟子,继承并扩充孔子的言论。
(17)、①“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唯物主义)
(18)、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概括起来是以下几点因素:
(19)、 公元前221年,秦国成为了中国第一个集权制中央帝国,秦朝的大一统集权体制和法律体制而后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及法制主体,这一套法律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建立,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功不可没。
(20)、《朱子语类》上说:“人人心中有一太极。”朱子在鹅湖之会上也明确提出过:太极者,万物之理也。什么意思?我的理解就是:万物之理,存乎于心的意思。朱子之理与阳明之理其实是一个理,这个理就是心,所以说“心即理”。朱子曰:天下之理一也。岂容有二?
2、法家主要思想观点
(1)、李斯嫉妒韩非的才学,设计陷害于他,最终韩非死在了咸阳。
(2)、做人,人品为先,才能为次;做事,明理为先,勤奋为次。
(3)、王充(27-97),字仲任,东汉人。 王充的学术思想具有批判性。在哲学上,他提出了“天道自然论”的体系,反对“天人感应论”,强调天道的自然无为性。
(4)、韬略犹如双刃古剑。轻用其芒,动即有伤,是为凶器;深若藏拙,临机取决,是为利器。
(5)、韩非的法制观点是尖刻、偏狭、片面、僵死的。虽有其敏锐性,但也有偏颇。韩非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根据人皆自私的原理,他反对用仁义说教来治国,而主张用严刑重罚来治国。他说统治者要治理好臣民,只要掌握赏和罚就可以了。其中他尤其强调要重刑重罚。臣民做事必须完全符合君主的命令、要求,有任何一点过分或不及,都要加重处罚。韩非认为只有君主充分掌握刑罚大权,国才能治。刑重才能国治,这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实际上刑罚要准确、适中,重要的是民众自主、自立、自爱、自尊。重刑可以得逞于一时,获得表面的国治,其实危机很快就会到来。秦虽统一六国,但二世而亡,“终为天下笑”就是例证。
(6)、那么秦始皇得到天下之后是如何治理国家的呢,这点《史记》中也有记载:(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於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後合五德之数,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7)、《礼记·月令》记载: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郑玄注曰:理,治狱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而《周礼·秋官》又指出了“大司寇”的职责是“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
(8)、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秦朝暴政的三个体现重赋、重役、重刑,其实并不合乎法家的治国思想,至少他们总体上是反对重赋、重役的,而提倡重刑也是为了惩治违法之人,那么秦朝怎么就暴政了呢?
(9)、忤合,本意指违背一方的意愿,而合于另一方的意愿。“忤合”的实质是忤求合”,指在处事,论辩或游说中,要准确判定形势,灵活决定自己的立场,以求实现自己的目标。
(10)、 是何人之才能让兼并六国,称雄天下的秦始皇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之感叹?此人名曰韩非。
(11)、(公元前455年-前395年),濮阳人,战国时魏国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曾任魏文侯相,曾受业于子夏弟子曾申门下,作过中山相和上地郡守。主持变法。司马迁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班固称李悝“富国强兵”。这些记载都表明,文侯时魏能走上富强之路,李悝曾作出很大贡献。李悝是魏国丞相。
(12)、法家原本系出儒家,属于儒家中的实务论者。理念之儒、传统之儒主静,万事万物以一理惯之;实务之儒、法家之儒主动,然而万变未离其宗。儒法同源,礼教与法治原本可以并行不悖。何必偏听偏信,自存门户之见?
(13)、不过冯天瑜在《中华元典精神》一书中指出:诸子起于王官与诸子起于救时之弊二说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可以并存的,前者讲的是诸子产生的纵向历史渊源,后者讲的是诸子产生的横向环境条件。
(14)、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在这里,什么是世界观,什么是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关系,我就不一一解说了,从字面上模糊了解即可)。但是,人人都有世界观,但是,一般人的世界观都是凌乱的,不规则的,自发的,所以不能称为哲学,而哲学就是哲学家根据一定得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把不自觉,不系统的世界观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而形成的思想体系。注意,哲学只是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思想体系,不一定是正确的思想体系,哲学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科学的哲学。
(15)、公元前356年,秦国商鞅继承李悝的理论进行土地改革,“开阡陌封疆”标准化地块大小建立国家授田制,“设相告以坐”建立连坐问责,“重市关之租”提升关卡收费和市场租金,“军功爵”以军功论爵位废除世袭贵族,“平斗桶、权衡、丈尺”建立标准度量衡。
(16)、统驭理论:“精诚为道,运筹为术,组织为器,人才为本,制度为体,文化为魂”,带你修炼六个方面的能量,帮你完成从攻城略地到运筹帷幄、从创业有成到基业长青的惊险一跃,成长为新经济时代的新型领袖。
(17)、②人生态度:逍遥(旁观、超然,无所恃)(对事物变化要采取旁观、超然的态度);
(18)、中国的韬略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实为传统文化之瑰宝,历史遗产之精华。
(19)、学思行|理性的结构:比较中西思维的根本异同
(20)、科技条件:自然科学领域成就突出,人们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有所提高,这为古代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提供了思想素材。
3、法家思想的本质
(1)、(2)孙培青.中国教育史教材(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82-
(2)、说到中华文化思想大爆发的时代,大部分朋友都会联想到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儒墨道法各显神通,各自都拿出了治理家国天下的最佳方案。经过实践检验,法家最终胜出。其它各家在那么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确实很难实现治世的目的。法家为什么能够最终胜出呢?因为它高效,快捷,简单,易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特别的接地气。
(3)、道、儒、佛家的养生思想:儒家讲的是敬,道家讲的是静,佛家讲的是净.从修为的层次上,我认为一个比一个层次高。
(4)、所谓“内揵”,指人的内心清静自守,不为外物所困的一种状态。本篇论述在内揵的前提下,人与人之间(龙其是上下级之间)维持正常关系的标准与原则“内揵”之法,要求人臣善于揣摩君主的心思,与其维持一种进退自如的关系。“内揵”的核心是一个“情”字。以“情”为中心,以“德”为辅以“谋为变通之法。这是鬼谷子的主导思想在现代的人际关系中,亦可借鉴内揵之法,创造出一种和谐的工作环境。
(5)、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书,不到三万字。居然把统治者,统治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的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哪怕你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只要听一遍,你就可以很深刻地理解,所谓的“驭民之术”了。《商君书》可谓是集法家之丑陋和阴损之大成,读后令人不寒而栗。
(6)、不过说到这里就有个问题了,因为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这两种起源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总想找出一个确切的起源。
(7)、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是百家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
(8)、势治派的核心其实就是,集大权于一身,通过掌握“势”以达到变法和强国的目的。
(9)、一是蜕:学习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应该不断地有所发明,有所进展,日渐而月进,并且使之产生质变。
(10)、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经济、治国、军事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诸子百家”中一门极为重要的哲学流派,存在于中华各文化领域,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1)、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
(12)、《太极图说》云:无极而太极。儒家的观点,认为这是在说“天理”:“理”乃是如此绝妙的东西,是“无”的“有”,又是“有”的“无”,是“无”跟“有”的统一。
(13)、做人要自重,严以律己宽于待人。做人要知足,知足者常乐也!
(14)、墨翟,同样的神秘人,主张“兼爱非攻”,对于兵法颇有研究。墨家的主要思想主张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
(15)、韩非出身儒家,但他的思想体系却是法家。他多次上书韩废王用法家思想治国,却没有受到韩废王重视。
(16)、“揣”即揣度,指的是忖度人情、事理,权衡事物的利弊、得失,从中发现隐藏的真相。鬼谷子认为,要施大政于天下,必须善于“量天下之权,而描诸
(17)、勿进无益身心之人;勿入无益身心之境;勿展无益身心之书。
(18)、“持枢”中特别强调决策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倒行逆施,违反客观规律的,即使成功一时,也终究必败,决策的中心就是掌握行动的枢纽、关键,控制事物的规律。决策要对形势、时局、环境等进行科学的分析。
(19)、 韩非子法治公正观念要求君主和官员划清公与私之间的界限,杜绝私情、私人关系干预公共事务。韩非子一再强调“法”是“公法”,是跟“私”相对立的,反复指出,要“去私曲,就公法……去私行,行公法……奉公法,废私术”(《有度》)。他在《诡使》一篇中指出:“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乱者私也;法立,则莫得为私矣。
(20)、了法家的起源问题,对于其它流派的起源自然也有了大概的认识,我们就以法家起源来做具体说明。
4、法家重要思想
(1)、法家学派在基础上否定世袭贵族天然传承的等级制度,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2)、孟子、子夏、颜回等后来逐步发展以教化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昂扬向上的学术流派,堪称民族脊梁。
(3)、①哲学思想——“齐物”(任何事物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
(4)、看了《太极图说》才明白,道家叫做“太极”,儒家叫做“中庸”,其实是一个意思。
(5)、道家思想主旨是自然和谐,道法自然,以无为治国,讲的是出世,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一般来说,公认第一个确立道家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在他所著的《老子》。从创立到现在大约有两千六百多年。
(6)、君礼于臣,臣必忠;臣忠于君而君不礼,其忠必退。
(7)、战国时期人物韩非乃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总结了法家各种学说,又在儒家荀子的理论上吸收,认为人是天性本恶,不但对普通人,就连亲子间关系也是这种特质。
(8)、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为二世皇帝。三年,诸侯并起叛秦,赵高杀二世,立子婴。子婴立月余,诸侯诛之,遂灭秦。——《史记·秦本纪》
(9)、因此,修身的过程,就是探究事物发展规律的过程,就是学习知识的过程,就是真诚地对待一切的过程,就是严个要求自己,完善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的过程。
(10)、韩非就在教育上提出了不少严厉的论断。他认为在教育中应注意把握住一个问题的症结:你不能指望人们自觉为善,而只能设法令人不得为非。这个尺度一定,也就定下了教育方式的取向。 他举例说,在教育中,“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而那些地方官吏丝毫不用爱道,教育效果却万倍于父。所以说,父母的爱心,乡邻的批评、老师的教导,“三美加焉”而不能改变“不才之子"的毫毛。相反,官兵的严刑厉法则轻易地“变其节,易其行矣”。从“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判断出发,法家只看到刑法的统制作用,不讲教育和感化,甚至认为无需尊重人的人格、人的尊严。依据这一片面逻辑,韩非作出了一个著名结论:“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因此,正确的认识和做法是“不务德而务法”,教育是如此,社会政治的实现亦是如此。
(11)、《商君书》流毒最深的,就是它的驭民之术。愚民:使民众的思想与统治者的思想保持一致,不允许有多元思想的存在。弱民:民间力量强大则对统治者形成威胁,民众软弱则畏惧统治者、服从统治。疲民:使民众疲于劳作苦役,无瑕顾及他事。辱民:使民众没有自尊自信,二是唆使民众之间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贫民:使民众困于生计,从而既无心也无力反抗暴政,反而只能祈求统治者的赏赐和怜悯。五者若不灵,杀之(以上所有的措施都用完了,若还有那种强悍不服管的民,那就杀掉)。
(12)、慎到是战国时期赵国人,早年曾“学黄老道德之术”,也算是从道家思想走出来的法家思想代表人物。著有《慎子》,而现存《慎子》只有七篇,很大一部分都失传了。主张“势”和“无为而治”,“势”就是权势,作为统治者必须要大权在握,能震慑朝野!权力在手,即使昏庸,大臣百姓也不得不顺从;权力旁落,即使圣明,大臣百姓也很有可能不听话。“无为而治”是从道家思想传承而来,法家思想的“无为而治”就是说,国君负责权势,掌控大局,不必事事亲力亲为,具体的工作得下面的大臣去做,以此也能充分调动群臣的积极性以及发挥他们的能力。
(13)、(约前395年—前338年),卫国(今河南濮阳)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故称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14)、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道者,万物之奥。”“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
(15)、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了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儒道兼综”,孔子依然是最高的“圣人”。玄学所提出的或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自然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范畴,都是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玄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玄学一开始是从古文经学内部产生的。先是出现了脱出郑玄之学而更尚简要、重义理的刘表、宋衷的“荆州之学”,稍后又崛起专与“郑学”立异的王肃“王学”,后来才转向何晏、王弼的玄学。玄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玄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间(240~248),史称“正始之音”。当时出现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何晏作《论语集解》、《道德论》,王弼注《老子》、《周易》,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认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故恒言其不足”(《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意即孔子高于老子,孔子口说“名教”,实是“体无”,老子是处于“有”而论“无”。第二阶段:正始之后,随着司马氏集团夺取政权,各士族集团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玄学思潮内部也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任自然”与“重名教”等各种争论。出现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异端”倾向,他们与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不合作,强调“名教”与“自然”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视礼法。而乐广、裴{危页}“崇有论”基础上,郭旬以其《庄子》完成把“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统一起来的任务。郭象提出名教与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舍异求同,以“独化论”来解决这对矛盾,认为圣人“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逍遥游注》);“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东晋以后,玄学开始与佛教中般若学合流,逐步变为佛学的附庸。佛学的核心思想?佛家教义的主要思想就是鼓励人们行善,勿恶;忍耐,戒欲;生灵平等。道家的核心思想?“道”究竟是什么呢?归根到底,“道”是宇宙之本,万物之根,人类之始,运动哲理。《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第一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第二五章》)《管子‘内业》说:“凡道无根无基,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庄子‘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不可受,可得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师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老子和庄子在很多地方都对“道”做了解释,但为什么还是不能被人理解呢?这是因为宇宙生成之初,那时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人能够理解。但我们知道它总有一个开始,所以老子就把这个开始称为“道”,所以道是先天地生的。其实“道”的内涵并不是老子开创的。《易经》中“太极”与“道”的概念非常相近。所以我们说道家思想是对易经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把“道”天的生成之“始”是很不够的,老子还把“道”归结为天的生成原理。天究竟是怎样生成的?似乎更复杂了。无论在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中这都是基本一致的。东方哲学认为,天是由于“阴”和“阳”的对立统一生成的。西方哲学认为事物都是由“正”“反”的矛盾和统一决定的。易经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老子说:“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其实这是一种思想的两种表述而已。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宇宙,还是我们身边的鸡毛蒜皮都是由于“阴”和“阳”的对立统一形成的。
(16)、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秦始皇,而秦始皇统治群众的思想就是法家的思想。有些统治者认同无为而治或者教化群众,但秦始皇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只有严苛的法律才能让群众听话。所以在这种立法之下,很多群众也是比较安分守己的,为国家而奋斗。并且在秦朝实行的是重武,只要你能获得战绩,那生活就大大的改变。所以法家奉行的纪实,严苛的法律,也是公正的伸直秩序,这样才能激发人民的战斗欲望,才能让国家更加强大。这种想法也是很正确的,因为事实证明秦统一了六国,成立了第1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17)、韩非讲“课群臣之能”,是讲对臣民的考核制度。韩非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考核制度问题。他认为用人取贤,是否贤者,只有在实际官位上考核才能知道。韩非关于课考群臣,以试其贤的思想,与其法以道为原则的思想相联系,具有积极意义,抛开君主极权的外壳,有其合理性。客观地考核,用公平的尺度课考,是结构合理及公正社会所需。韩非说:“官职所以任贤也。”就是说,官职本应由贤者出任。贤能之人管理社会,这与韩非所希冀的理想社会——一统与法的社会是一致,这也符合自然大法之道的要求。但是每个贤能之人与各个时期的法制又不是无矛盾的。所以韩非说,贤、势是不相容。既要重贤,又忌贤防贤,就是贤与法、术、势的冲突。韩非从其道与法关系和法治理想出发,最终偏坐到防贤而强调法、术、势的一边。结论就是在保证法治的前提下,韩非重视举贤。法在前,人在后仍是一种僵死的对待,这个法一般是扼杀人智、人能的。赏罚奖惩是结构社会所必须,通过奖赏与惩罚,引导社会有所遵行与克服,进而维系社会。在韩非之前远古时代就已有赏罚制度,《尚书》中有唐尧之时,三年考绩,或擢或陟。韩非特别强调赏罚的社会示范引导作用,他借用君权,加强赏罚的权威性,进而在社会推行。韩非还强调赏罚的唯一依据是有功,奖功行赏,无功受罚,在功过面前,赏罚一致,人人平等,赏罚要求公平公正。特别是他既讲罚,又讲赏,从思想方法上讲求全面性。这与韩非自己的整体思想有所偏激不同。
(18)、这里的“决”,指的是决疑,决断,决策。“谋”能取得什么效果,都要由“决”来决定,因此将决篇置于谋篇之后。“决”的形式,或是对疑点进行分析,或是对利弊进行权衡,或是对方案进行取舍,其目的都是为了廓清思路,以开展下一步的行动。
(19)、而“术”其实就是帝王之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国家灭亡往往不是因为敌国或者老百姓的攻击反抗,而是因为大臣弄权玩势,弑杀君主的大臣也是比比皆是。所以申不害的观点就是,君主对大臣一定要有戒备之心,不能轻易相信大臣,要通过帝王的一些小手段来控制、驾驭、平衡大臣们。
(20)、上述这句话,是尉缭对秦始皇面相的描述,并且由此对他的评价,尉缭认为,秦始皇刻薄寡恩,心如虎狼,如果让他得到了天下,那么天下都会成为他的俘虏,至于从面相看人准不准,这点笔者暂不论述,不过秦始皇得到了天下之后,确实把集权发挥到了极致。
5、法家的核心思想和主张是什么
(1)、这句话的意思是,韩非喜欢研究法家的学术思想,他的观点源于黄帝和老子。他结合道家思想的精髓,探讨法家治国的道理。
(2)、那么法家究竟怎么是如何兴起的呢,其实包含法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在起源上是有共通性的,当我们清楚
(3)、物质基础:铁器和牛耕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镇兴起;
(4)、格物就是探究弄清事物的发展之道;致知就是获取知识,诚意就是赤诚、真诚、忠诚之心对待壹切事物;正心,就是使自己的心正,是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修为高深的人。
(5)、法家主张荀子的性恶论。在法家看来,好利恶害,趋利避害是古往今来人人固有的本性。
(6)、首先是起源,我就结合历史知识解说一下。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出现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一些人人开始怀疑宗教神话对世界和人生的解释,试图从实际出发去探究世界万物的本来面目,提出一系列普遍性问题,于是,最早的哲学诞生了。
(7)、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诚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为虏矣。——《史记·秦始皇本纪》
(8)、《商君书》是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的理论基础,而在主观上讲,它并不主张暴政,就如《去强篇》所说,国无怨民曰强国,所以商鞅认为国内的民众不怨声载道这样的国家才能称为强国,而重赋势必会造成民众有不满情绪,这与法家思想在主观上是冲突的。
(9)、相对于思想家荟萃的道、儒、墨三家和政治家辈出的纵横家,法家可谓兼具了二者的特点,法家的代表人物既有思想家,也有政治家,而更多的是兼而有之。法家思想最根本的两个理论观点分别是历史进化的观点和人性恶的观点,体现前者的论述有《韩非子●五蠹》中的“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韩非子●心度》中的“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体现后者的论述有《商君书》中的“民之性,饥而求实,劳而求佚,苦而索乐,辱而求荣”,“好爵禄恶刑罚”,《韩非子》中的“喜利畏罪,人莫不然”。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法家思想萌芽于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而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改革家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思想家慎到被认为是法家思想的创立者;而作为战国末期思想家的韩非子则是法家思想理论的集大成者,同时一定程度上说,正是韩非子多年总结建构的法家思想理论体系,指导了后来秦王朝建立并统一全国的实践。后来,虽然随着秦王朝的灭亡,法家作为一个思想文化流派已不复存在,但是法家思想对后来的政治军事文化尤其是治军思想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10)、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因而法家将“好利恶害”的人性与国家富强结合起来,用赏赐、刑罚诱使、驱使人们“耕”“战”“告奸”,凡是生产粮食多的、杀敌有功的、揭发违法犯罪的,都可以得到官爵、田宅。任何人不论出身如何,只要努力按照国家的法令去做,就可以得到富贵荣华,而国家也能富强起来。
(11)、权谋天然地不受一切仁义道德、公平正义的约束;它甚至没有任何原则可言,唯壹的原则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权谋的合理性取决于权谋的结果,即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也。
(12)、推崇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节用),重视继承前人的文化财富(明鬼),掌握自然规律(天志)等。
(13)、其实法家思想在严格意义上并不会导致秦朝“暴政”的出现,为了说明这种观点,接下来我们就从秦朝暴政的三个表现即重赋、重役和重刑来阐述。
(14)、道家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提出一切事物都有对立面,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道德经》为代表作。
(15)、 法要“布之于众”。既然法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是人民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那么法律就应当以成文的形式出现,并做到公布于众,并争取做到“家喻户晓”。法之所以公布,其目的有二:一是“使万民知所避就”,能以法律自戒,二是为了监督官吏公开断案,防止罪犯法外求情。
(16)、《本经七篇》的前三篇是盛神,养志、实意。主要是讲修身养性,是鬼谷子养生学说的原典。
(17)、秦朝二世而亡,根源在于暴政,而秦朝的暴政只要有三个方面,即重赋、重役和重刑,正是由于此,不少人认为秦朝速亡,就是因为秦朝奉行法家思想治国的必然结果,而依据只有三方面:
(18)、能力和习惯的培养;教练犹如一面镜子,反映当事人的真实现状和局限,同时引发对方看到更多的可能性,给对方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
(19)、怎么来看待《商君书》中的驭民之术?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驭民这种统治术,都是要全面批判的。中华文化中确实是有糟粕的,这个的确是事实,我们不回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确实是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有明辨是非的智慧,鉴别善恶的学识。但是《商君书》和法家思想也并非一无是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把握认知,鉴别其中善的一面,即正能量的一面,剔除恶的一面,即负能量
(20)、经过一千年的融合,在宋代,道、儒、佛已经三位一体了:以道行、儒礼、佛法为灵魂影响着每一位华夏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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