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英语版(精选好句100句)

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

1、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和内涵

(1)、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

(2)、孔子的行旅经历对于他的社会理想的推行、文化人生的实践、学术思想的传播，意义非常重要。儒学的交往理念经孔子及其弟子的阐发，显现鲜明的文化特色，也形成了深刻的社会影响。相关问题的考察、理解和说明，对于儒学史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涉及交往内容的认识，是有积极意义的。交往义近交通。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交往”与“生产”的历史决定作用的论说，对于交往史与交通史研究，有启示性和指导性的意义。考察孔子的行旅实践与儒学的交往理念，可以深化相关研究。

(3)、政治思想——“仁政”(核心)、“民贵君轻”。

(4)、儒学的现代转型，根本上是从传统儒学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一种思想趋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宋明儒学的时代性，即一方面它是前现代的帝制儒学，但另一方面，它自发地孕育了现代性的根本观念——个体观念，因此成为儒学现代转型的一座“引桥”。按其逻辑推进，宋明儒学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逐步深入地促进了儒学的现代转型：前段，周敦颐提出“立人极”，为个体价值的确立作了最初的理论铺垫；中段，程朱理学以“格物穷理”高扬了个人的经验认知，在客观上启发了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后段，陆王心学提出“心即理”，从理论上打开了个体价值消融天理权威的通道。当前，深入推进儒学的现代转型，需要基于现代生活批判地发展宋明儒学中所孕育的主体自觉意识，实现儒家主体观念的自我超越。

(5)、“现代性”不仅是一个时间节点，也不仅是有别于传统社会的一套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架构，而是代表着一种有别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思想观念——个体观念。之所以这样讲，乃在于现代社会各领域生活的展开都是建立在个体主体的基础上，不论是民主政治，还是科技工业、商业资本等等无不如此；而且从近现代哲学的发展看，不论是理性主义还是各种非理性主义(唯意志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其实质都是为个体主体的确立提供的一种根本依据。因此，不仅西方学者直接将个体主义视为现代性的本质原则，而且现代新儒家也认为，“近代化国家建立之基石存于个体性之自觉与普遍性之透彻。无个体性之自觉，下而不能言权利(诸自由)与义务，上而不能言真实的普遍性”。

(6)、就宋明儒学本身看，也明显印证了这一时代特质。从理论归旨和价值立场讲，宋明儒学是为了重振被佛老破坏的传统礼法纲常而进行的儒学理论建构，它使专制纲纪在失去两汉意志之天的庇护之后，获得了以“天理”为核心的新的理论支撑。尽管宋明儒学内部不乏分歧，但不论理学还是心学，根本上都是以纲常伦理为先验至上的价值准则，所谓“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在这个意义上，宋明儒学体现出明显的守成性，并且日趋固滞乃至成为杀人的礼教。但是就其思想路径和实际效用讲，宋明儒学却通过对个人自主性的重视孕育了个体观念。这是由于宋明儒学不再以灾异谴告或暴力强制作为“重振纲纪”的进路，而是通过加强每个人内心对纲常伦理的价值认同来实现。因此，宋明儒学提出对“天理”的体认和把握方式，要么是通过个人内在的直觉体验，要么是通过个人的经验认知，其目的都是为了使个人通过道德自律，自主自觉地践行传统纲常伦理，但这种方式在现实中却恰恰使个人的自主性得到了空前的肯认和高扬。尽管儒家历来也都注重个人的身体力行，但是以一套系统的理论对个人自主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提供论证却是宋明儒家的创建，也正是因此，宋明儒学实际上有效地促动了个体主体的觉醒，逐步离析了儒学与纲常的伴生关系，呈现出一种开新性。

(7)、人们注意到进化论在20世纪之交的巨大影响。但不应忘记，在儒学是文化主流的中国社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传统思想更是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各项变革的主要理据。

(8)、差等之爱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血缘亲情，其最大的特点是爱人则欲利人，从而就会引发争端，这也是生活中一切恶的来源。黄玉顺认为，克服此差等之爱造成的争端不是依靠理性，而是仁爱情感的另一种显现样式：一体之仁，亦可称之为“泛爱”“博爱”，即爱一切人。爱一切人，就会欲利一切人，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的观念由此而生。我们知道，西方化解生活争端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理性确立的正义原则，如罗尔斯的思路。但黄玉顺认为解决因爱而争的方式在于本源性的仁爱情感另一显现样式：一体之仁。这就意味着正义的寻求不是“以理制情”或“以性制情”，而是“以情制情”，这便是“中国正义论”的主要内容，也是中西方正义理论的最大区别。

(9)、黄玉顺在思想视域上主要通过与海德格尔哲学进行对话的形式，突破了其师蒙培元“情感儒学”中还存在的主体性倾向，为理性寻求到了牢固的生活、情感渊源，从而建构出了细致而周全的现代儒学形态。

(10)、此“有情无我”，从“理”的层面来说，是“大全”；从境界层面来说，是“天地境界”；从情感层面来说，就是“仁”，儒家的“仁爱情感”。冯友兰就说：“仁，不是泛指任何一种精神境界，而是确指最高的境界——天地境界。”可见，作为最高概念之“大全”与“天地境界”实际指的乃是一种“仁爱情感”状态。正是由于“负的方法”，即情感的方法的运用，剥落掉坚硬的主体，进入无私我之情累的境界，才使“正的方法”的理想能够得以真正实现。所以，“新理学”之“新”，不仅在于剥落了旧理学之“理”的伦理内涵，更在运用逻辑的方法(“正的方法”)撑开一个“真际”与“实际”对立二分的世界的同时，又通过情感的方法(“负的方法”)贯通了“真际”与“实际”，开启了儒学现代转型的情理进路。

(11)、“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

(12)、儒家有一个重视编修历史的悠久传统。孔子编修《春秋》，不单纯记载史事，而且也通过遣词用字的方法，借此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称之为“微言大义”。

(13)、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14)、与以上历史作用相联系，儒学的核心主要体现于“仁”和“礼”之中。历史上，儒学常常被视为“周孔之道”，后者的实质内容即“仁”和“礼”:“周”即周公，其文化层面的历史活动主要与制礼作乐相涉;“孔”则是孔子，作为儒学的奠基者，其思想与“仁”的观念无法分离。这样，“周孔之道”背后所蕴含的，便是“仁”和“礼”的统一。

(15)、(附)孔子的重要言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16)、在人性论上与孟子相对立，提出了“性恶论”，认为人性只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君子、小人都一样，“人之生也固小人。”“人之生也固小人”就叫作“性恶”。

(17)、而周敦颐却通过对“太极”本体的重新阐发，从宇宙生成的维度论证了人的至上价值，也即所谓“立人极”。他说：

(18)、“负的方法”既是情感的方法，也是消解主体性的方法。消解掉主体性，获得“内外合一”“天人合一”的境界，冯友兰采用的正是情感的进路。冯友兰论“情”有两个层面：一种是“有我之情”，一种是“有情无我”。

(19)、其核心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20)、“醇儒”的世界是一元化的。现代文化是多元的。过去没有未来更不可能有儒学的一统天地。“醇儒”的文化心态通常是排他的。同一切学术流派一样，儒门有许多欠缺。多元的现代文化有公认的共同价值基础，例如：自由，法治，民主，人权，如果排拒这些来自异域的价值观念，必然又一次祸国殃民。

2、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英语版

(1)、中国书法在儒家思想道、释精神的哲学基础上，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了特有的审美价值取向，如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清人“尚质”，等等。但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和”的审美标准始终处于书法鉴赏与书法品评的主导地位，“中和”是万物运行和发展的规律,表达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审美思想和人文精神,是形成中国人普遍思维和审美方式的根源之这也与书法中要求结构均衡、平正，“不激不厉”的审美标准相得益彰。

(2)、“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后世思想文化的基础，共同构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其中儒家思想孕育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准则，道家构成了传统哲学的基础，法家变革的精神成为历代改革图治的理论武器。因而，百家争鸣对当时和后来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断作用。

(3)、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义(谊)者，人所宜也。

(4)、太子率先致意、“贫贱者”未回礼并自信地给予解释，这些关键信息不能证明等级森严，故C项错误；

(5)、“礼失求诸野”、“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等儒学固有观点成了西方现代文化进入中国的最初依据。而“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等思维习惯更成了突破儒学僵化外壳的内在力量。

(6)、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应该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体现。

(7)、有的是对现代文化的多元格局不适应。从钳制和统一思想的标准转变为多元中的一元，角色的转换导致相应的心态转换。恋旧者不胜沧桑，无限悲凉。

(8)、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即行王道。

(9)、颜渊去世，孔子极其痛心。然而《论语·先进》记录了他关于颜渊治丧的一次特别的表态：“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孔子坚持“吾不徒行”，不愿意放弃“车”这种交通条件，既有等级制度方面“不可徒行”的制约，也是有基于交通理念方面的考虑的。孔子的乘车，据说后世收藏陈列以为纪念。《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说：“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传·东平宪王苍》：“今鲁国孔氏，尚有仲尼车舆冠履，明德盛者光灵远也。”“仲尼车舆”成为长久的纪念，是因为可以作为一种文化象征，“明德盛者光灵远也”。清人钱坫《论语后录》卷三写道：“案伍缉之《从西征记》曰：鲁人藏夫子所乘车于庙中，是颜路所请者也。献帝时，庙遇火，烧之。据此说则车焚于献帝时也。”

(10)、“然书之作也，帝王之经纶、圣贤之学术，至于玄文内典、百氏、九流、诗歌之劝惩，碑铭之训戒，不由斯字，何以纪辞？故书之为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夫投壶射矢，犹标观德之名，作圣述明，本入列仙之品，宰我称仲尼贤于尧、舜。余则谓逸少兼乎锺、张，大统斯垂，万世不易。”

(11)、    儒家思想中含着平等、自由思想，讲求以义制利，克己奉公、礼乐教化、德法相济，是我们接受公平正义、法制思想的历史文化基础。

(12)、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

(13)、要而言之，今天重新思考儒学，既需要收拾人心、重建意义世界，也需要变革社会、完善社会体制，“仁”和“礼”作为儒家的核心观念，在以上方面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作用。

(14)、    文明，可谓社会开化、进步的状态，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特征。文明的最早涵义《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中华文明一词，本身就意味着文德辉耀。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一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论语》中有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里孔子说的是人的修养应开始于学诗，自立于学礼，完成于学乐。孔子又说：“不学礼，无以立。”一个人想自立，必先有礼的修养。战国后期的荀子也明确指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并把礼与法相提并论，“礼仪者，治之始也。”“礼仪制而制法度。”管子则把礼视为立国的精神之本，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是一种既具有内在道德要求，又具有特定的外在表现形式的行为规范，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就是礼乐教化，充分体现了华夏文明的高度自信，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符号象征。

(15)、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16)、人格精神——要求人们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

(17)、哲学旨在追问存在，但海德格尔发现，既有追问存在的方式都是一种主体性的追问方式，这样追问到的存在只能是一种存在者，而不是存在本身。于是，海德格尔通过一个特殊存在者——此在——的生存去通达存在。但不管“此在”多么特殊，它始终是一个存在者，一个主体。黄玉顺通过“主体是何以可能的？”这一问题解决了海德格尔发现但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即通过某种主体性的视角去通达存在。黄玉顺截断众流地指出：“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别无所谓存在。”这就意味着存在就是活生生的生活本身，是一切的大本大源，而不是某种生活之外的绝对实体，不管这个实体是“上帝”，是“道”，还是“天理”，等等。

(18)、这是以营造房屋的隐喻描述了宇宙的生化过程及其逻辑结构，其中“极”或者“太极”象征着外在于人的、客观至上的自然天道，实际是一个宇宙本体观念。因此，在一般哲学意义上的“立极”，就是指宇宙本体的确立。

(19)、蒙培元在其师冯友兰“情感”与“理性”并重的思路上继续前行。蒙培元对中西方哲学有一个宏观判断：“西方是情理二分的，中国是情理合一的；西方是重理的，中国是重情的。”在蒙培元看来，儒家哲学的最大特征就是讲究“情理合一”，而在此“情理合一”中，儒家哲学又是偏重于情的，其特质在于以情感为起点，贯穿人之存在的各个方面，蒙培元就说：“以情感为核心而将知、意、欲和性理统一起来，这就是儒家哲学的特点。”所以，“人的情感才是人的真实存在”。

(20)、托马斯所代表的理性主义使经院哲学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对于经院哲学来说却无异于饮鸩止渴。威尔·杜兰曾把亚里士多德哲学比做希腊人留给基督教的“特洛伊木马”，就此而论，正是托马斯把这匹木马拖进了经院哲学。

3、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论文

(1)、在书法发展史中，赵壹《非草书》的出现，标志着儒学对书法进行全面渗透、融合的发端，并对后世书法以及书法理论批评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非草书》为最早论及书法的赋文，不仅对草书产生的渊源作了客观、理性的分析，也对当时习草之风的盛行作了形象的描述，并阐述了作者对草书的认识和对此现象所持有的态度，对后世书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当时，汉王朝吸取了秦灭亡的教训，主张“反秦之弊、与民休息”的“文治”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文字的普及和文化的繁荣。秦代虽然统一了六国文字，对文字的发展与传播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焚书坑儒”给文字与文化的传播所造成的灾难，以及对后世文人所造成的文化恐惧性是难以抹去的。汉代皇帝的“文治”为文化和文字的重新繁荣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也对吏民的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使得人们在文字书写的规范和准确上必须使用当时的正体——隶书。汉武帝还设立学官五经十四博士，诵讲今文经典，也促进了文字内容的庄重性和严肃性，更要求了书写的精确性和规范性。

(2)、(3)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荀子主张“制天命”，人定胜天；而庄子主张“顺自然”。

(3)、    敬业是中国古代从业的道德标准。韩愈言道：“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进学解》)。“业”不分“庙堂之上”或“江湖之间”，只要有脚踏实地的精神就会有所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内涵的敬业思想，是千年民族伟业得以延续的基石，创建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

(4)、鉴往知来。未来的儒学也许有这么几个特征：

(5)、而所谓“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安故重迁，谓之众庶”，也都表现出孔子对于和交往密切相关的交通实践的积极态度。

(6)、孔子曾经提出，应当将“使于四方”而“能专对”作为“士”的人才标准。《论语·子路》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对话：“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对于理想人格与才质的表述，道德要求与“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交往能力结合在一起。回答“今之从政者何如”的问题，孔子则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他对于交往与行政共同的成功，表达过深心的敬意。《论语·宪问》：“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於沟渎，而莫之知也！’”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交往效能，被孔子看作“仁”的事业的伟大成就。

(7)、首先是自由人格和现实规范之间的统一。“仁”关乎内在的精神世界，这种精神世界在现时代以自由人格为其具体内涵。自由人格以真善美的交融为内容，体现了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人不同于物、不同于商品、不同于工具的内在价值)，蕴含着合理的价值发展方向与实际的价值创造能力的统一。“礼”具有规范意义，与之相涉的现实规范系统表现为当然与实然的统并从不同方面制约着社会生活及社会行为。自由人格体现了人的价值目的和自主性，现实规范则为人的生活和行为提供了普遍的引导。

(8)、    “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就整体而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思想古已有之，是综合创新的思想成果，与儒家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

(9)、②其思想适应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需要。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互为表里，法儒结合，此后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10)、在侵略者面前，中国军人大都坚持了民族大义。例如，吴佩孚便冷对日本的威胁利诱，拒当卖国贼。这是他服膺儒学，修身养性的结晶。“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尤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这副自撰联道出了这位儒将的情怀。

(11)、孔子“悦近而来远”与老子“至老死不相往来”

(12)、甲骨文字“中”写作，是古代的旗帜，用以表达权力与主宰。“重中”思想起源于殷商，商朝建都河南安阳时，即自称“中商”。周时，成王奉武王遗命迁都洛邑，其誓文被记载于何尊铭文中，其文中提到了“中国”一词，言“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最早记载“中国”一词的文献。中国之称，即是对“中”的主宰性的体现与应用。“中”的主宰性，实则源自古人对中之位所拥有生命力的认识。《文子·上德》阐发《道德经》有：“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实于心，草实于荚，卵胎生于中央。”即无论是植物抑或动物，生命力皆源自其生物体之中心部分，如植物之谷仁、果仁皆是其孕育新生命之处，故程颢《二程全书》言：“生之性便是仁”。《左传·成公十三年》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这一自然哲学观延伸至社会哲学，即出现“执两用中”的行为规范。《易传》有大量“重中”的内容，如《讼·彖》“利见大人，尚中正也。”《谦卦·象》：“鸣谦，贞吉，中心得也。”《夬卦·象》曰：“中行无咎。”《观·彖》则言“中正以观天下”等，认为中即正，中即得。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虽然《论语·先进》亦提出“过犹不及”，认为如不能守中，则不及与太过一样皆对事物发展不利。但传统文化一般认为，“过”比“不及”伤害更大，故“过错”“过失”连称。

(13)、据《史记》载：一日，魏太子下车，向一位新贵——宫廷文士田子方致意，竟未得到回礼。太子问：“究竟富贵者还是贫贱者应当骄傲？”田子方答：“贫贱者。”并解释，他随时都能在别国宫廷被派上用场。这反映了( )

(14)、就中国交通史这一学术领域，或者说就中国交通史这一学术方向而言，可以说至今还没有形成相对集中的研究力量，没有形成可以组织和协调有关研究工作的学术机构和学术组织，没有一种主题明朗的专门学术刊物。关于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学术成果，有的重要时期虽然交通发展多有卓越的历史创造，但是还没有看到研究当时交通成就的具有相当学术分量的断代交通史专著出版，至今也还没有一部多卷本的中国交通通史问世。而若干专题交通史，如道路史、运河史、港口史、津渡史、关塞史、车辆史、船舶史、交通工程史、交通制度史、交通礼俗史、交通观念史等，或者存在学术空白，或者虽然已经有零星论著发表出版，但是仍然存在可以进一步开拓的相当广阔的学术空间。而交通理念的研究，也许是更为欠缺的。

(15)、评价：①不仅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贡献，在文学和美学方面也很有建树;

(16)、儒学之士对于文字渊源关系的考究，既是对先贤创用文字的敬畏与崇拜，又是儒家思想对文化及文字的发展的一种学术态度。可以说，这是赵壹之所以“非草”，认为“草”无益于政的一种根于注重渊源关系的“崇古反今”和“书之为用”的思想根源。但无论如何，赵壹《非草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书法纳入儒学体系，强化了书法的文化品格，从而“明确地树立了一个儒家文化形象——书家对儒家文化的遵循将是最根本的宗旨”(陈振濂《书法学》)，书法的审美从此确立了一个影响及今的模式——文化认读模式。

(17)、由以上可以看出，宋明儒学对于个人(personal)的自觉意识和自我认知的高扬，虽然是出于对传统纲常伦理的维护，并不具有现代转向的思想自觉，其内容也根本不同于现代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权利个体(individual；havingright)，但它在学理上释放出的越来越开阔的个人自主意识，客观上为现代性主体观念——个体观念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同时这也是儒学现代转型的本土思想因素。就此而言，当前从确立儒学现代性主体观念的意义上批判性地发展宋明儒学中蕴含的积极资源，正是推进儒学现代转型的必要环节。事实上，近现代儒学，特别是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已经通过自觉发展宋明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建构起了儒家的现代主体观念。不过，本文的“引桥”之喻也表明，宋明儒学不仅具有开新性，同时也具有明显的保守性，而现代新儒学正是由于没有彻底地批判其保守性，甚至自愿执守于宋明儒学的“老内圣”，最终导致无法开出“新外王”。它提醒我们，当前对宋明儒学仅仅通过“返本”式的继承和“释本”式的发展，还不足以完成儒学的现代转型；如果要进一步推进儒学的现代转型，还必须从学理上对宋明儒学做出深入的反思和批判。简而言之，这需要在形上学层面祛除隐含在“天理”“良知”等本体观念中的纲常伦理价值预设；在形下学层面克服纲常伦理规范下的臣民性人格，由此根本超越其主体观念的保守性。

(18)、现在我们讲的是依法治国,如今，我们在实行以法治国的同时，如果大力推行以德治国，那么其适用后所产生的结果也会是截然相反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注重伦理道德的国家，但伴随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传统伦理道德发生了剧烈的转变。

(19)、(附)荀子的重要言论：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

(20)、①当时未受重视，后经改造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4、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及其价值

(1)、孟子，儒家理想主义派代表，核心思想是“仁政”，主张“政在得民”，要养民、教民，取民有制，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2)、荀子，儒家现实主义派代表，继承并发展早期儒学的“礼乐”思想，并吸纳了法家的法治思想，主张礼法并重、王霸兼行；发展了先秦时期的自然论，提出了具有朴素唯物色彩的天道观。

(3)、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竞争加剧。为了因应这种局势，黄老道家首先提出了法、术、势、利、力等概念，使先秦学术摆脱了理想主义的窠臼，开始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在此基础上，黄老道家又提出了道生法的主张，不但解决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问题，还为道家治世开辟了道路。

(4)、唐欧阳询卜商读书帖26cm×17cm辽宁省博物馆藏

(5)、(2)争论的问题：核心问题是如何治国(德治、仁政，法治，无为而治)，还有人性问题、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等。

(6)、①基本继承了儒家思想，但不为正统儒家重视。

(7)、    “为仁由己，力命结合”的主体自由精神

(8)、解析　由材料中“儒家首先是一个解决日常生活中各种问题的实用性道德体系”可以看出他强调了儒学的社会实用功能。B、C两项主要是政治统治方面的，D项是教育方面的。故选A项。

(9)、“理气不离”在“新理学”中主要表现为逻辑的终点“大全”和最高的境界“天地境界”之间的贯通。“大全”是运用逻辑分析得到的最后概念，但此概念是外在于人之生活的空概念，而哲学的目的“不但是要知道它，而是要体验它”。所以，“自同于大全”的境界就是“天地境界”。获得“天地境界”，需要最高的觉解。觉解，首先是理性的认知与反省，但光有理性的认知与反省还不够。要真正步入“天地境界”，需要将“概念”与“经验”结合起来。冯友兰就说：“经验与概念联合而有了意义，此名言与经验联合而不是空底。得此种印证底人，对于此经验及名言即有一种豁然贯通底了解。”这就是说，单有逻辑分析的方法，并不能达到哲学的顶点。要达到哲学的顶点，还需要“负的方法”。冯友兰就说：“一个完整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抵达哲学的最后顶点。但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而“负的方法”与情感有着密切的关系。

(10)、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11)、孙膑：①强调把握战争规律，取得桂陵之战胜利;②重视人的作用;③创造利己形势;④著有《孙膑兵法》，军事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12)、③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学说，被尊为“亚圣”，对传统文化产生很大影响。

(13)、(3)荀子的主张：人性恶，通过学“礼”来改变;可以利用自然规律来造福人类。

(14)、主要观点：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15)、在当今社会，只有在法律治理不了的条件下或者在法律无法及时约束的情况下，道德才能发挥一定的弥补作用。当然，社会从来就不是靠法律自身就可以单枪匹马所能解决了的，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也完全离不开良心道德的支持和辅助。

(16)、第传承了坚持正义、反抗强权的浩然正气。

(17)、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认为决定统治者统治地位的政治基础是民心向背，民心归服是统一天下的决定性因素，推崇“得民心者得天下”。

(18)、黄玉顺认为生活本身存在一个“在生活并且去生活”的本源性结构。如果说“在生活”偏重于“情”的维度的话，“去生活”则偏重于“理”的维度。而且，以“一体之仁”化解“差等之爱”带来的利益冲突也需要理性发挥其工具性功能。而“理性”源于“情感”乃是“生活儒学”的一个基本观念。理性源于情感并不意味着理性的重要性不及情感。“生活儒学”实际上是以情感和理性洞穿了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身。或许，这也是黄玉顺把“生活儒学”的核心著作叫做《爱与思》的缘故，他说：“‘思’与‘爱’(或仁)是儒家思想当中的两个并行的观念。”既然是并行，显然无轻重之分。

(19)、清何绍基行书七言联123cm×30cm×2

(20)、阶级条件：社会变革导致阶级关系变动，不同阶级的思想家分别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表见解;

5、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1)、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

(2)、进而言之，注重不同观点之间的讨论与争鸣，也是儒学发展不可忽视的方面。儒学本身就是在论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中首先是儒学内部的论争。儒学在先秦时候就分化为不同的发展趋向，如孟荀之间的分野，更宽泛意义上如韩非子所说的儒分为等等，这种分化，同时伴随着儒学内部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所谓派中有派。与之相关的是儒学和其他学派之间的争论，百家争鸣便包含了儒学和其他学派之间的论争。无论是儒学内部的论争，还是儒学和其他学派之间的相互辩难，都从不同方面为促进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的活力。儒学在今天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不同学派、观点之间的争论。事实上，时下也可以看到这一类讨论，所谓心性儒学、政治儒学、生活儒学等分野，便表明了这一点，这些不同理解的展开，也每每伴随着儒学内部的争论。此外，儒学和其他学派之间的对话，包括与所谓自由主义的交锋，亦属儒学在现代涉及的广义论争。更进一步，儒学可以进入世界的范围，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争鸣。通过以上多重形式的论争，一方面可以汲取多元的智慧和多重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不断克服儒学可能具有的理论偏向。历史上的儒学是如此走过来的，今天儒学的演进，同样需要在新的历史层面上注重以上的理论发展方式。

(3)、作者简介丨胡骄键，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4)、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5)、政治思想——①主张为政以德(含民本思想)②提出“正名”主张;

(6)、二是学术儒学。一方面是儒学典籍的整理和出版。单就数量而言，20世纪出版的儒家典籍已远远超过历史上最盛的年代，而且方兴未艾。另一方面是研究。19世纪总结汉学成果，成绩斐然。20世纪，儒学研究已纳入现代学术轨道。除一切学术活动均不正常的50-70年代外，观点的歧异，体现着研究的深入和学术繁荣，也表明非学术的压制已经力不从心。

(7)、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8)、物质基础：铁器和牛耕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镇兴起;

(9)、所谓“引桥”(approachbridge)，本义是一种连接码头与陆域的桥式建筑物(approachroadofbridge)，也即一种联接正桥和路堤的桥(road-approachbridgesection)，相当于桥和路之间的“过渡”，其作用是为把路面逐渐抬高或逐渐降低，使车辆能平缓地由路面驶入正桥，或由正桥平缓地着陆。对儒学现代转型而言，“引桥”意味着在传统儒学(路堤)与现代转型中的儒学(正桥)之间，尚有一段重要的思想过渡，它兼具“路”与“桥”的双重特质：一方面，它依然站在传统儒学的路堤上，并没有形成现代转型的自觉；但另一方面，它又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偏离了传统儒学的路堤，不自觉地导引着传统儒学向正桥的方向行使，直至开始真正的跨越。

(10)、在项穆看来，人正则书正，正书法就是正人心。受儒家思想影响，人们将书法艺术活动统统纳入自我身心修养的轨道，书法的学习变成了通往轨道的唯一途径。儒家思想的“伦理观”塑造了中国书法的伦理性质，也是对中国书法崇尚人品学养、崇尚士气、崇尚劲健等品格的驱动和鞭策。

(11)、儒家思想的精华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从前孔子时代的礼乐制度到孔子的仁礼思想、孔子的仁、孔子的礼、孔子的孝道、《论语》中的孝、《孝经》论孝、孔子的命观、孔子命观形成的背景。

(12)、当然，要实现这种超越，并不单纯是思想内容上的更新，更根本的是要对既成的概念化思维模式进行突破。换言之，唯有通过思维模式上的根本改变，才能完成思想内容上的更新。为此，我们要在继承宋明儒学理论之前，必须先对现代主体观念进行追溯，也即回到现代主体观念产生的大本大源——现代性生活本身，从当下的生活中获得对新的主体性的初步感知，进而才能在顺应现代生活趋势的前提下，对宋明儒学展开积极的继承、批判，并由此建构起儒家现代性的主体观念。就此可以说，深入推进儒学的现代转型的关键，就是要从现代性生活出发，批判性地发展宋明儒学中所孕育的个体观念的雏形，实现儒家主体观念的自我超越。

(13)、从形式的层面看，儒学的发展首先需要在概念的逻辑分析方面给予必要的重视。在传统的形态下，儒学一方面有自身独特的概念系统，另一方面这些概念往往呈现文约义丰的特点。就积极的意义而言，文约义丰意味着内涵的多方面性和丰富性;从消极的方面看，以上特点则常常表现为缺乏严密的逻辑形式，并容易导致理解上的歧义。注重逻辑分析，首先要求对这些包含多重内涵的传统概念作具体的辨析，使之呈现逻辑的清晰性。这种逻辑的辨析，可以视为进一步推进儒学的前提性工作。与概念辨析相联系的是观点的论证。论点的提出，应当进行严密的逻辑论证，所谓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便涉及这一方面。对于传统儒学中的观点，同样需要揭示其立论的根据和理由，并具体说明其何以在理论上能够成立。此外，对于今天的儒学研究来说，往往还面临逻辑重建的问题。冯友兰曾区分了实质的体系与形式的体系，在其传统的形态下，儒学更多地关注于实质的体系，而不是形式上的体系:尽管它实质上表现为具有内在关联的系统，但在形式上，这种系统并不是以逻辑推论的方式展开的。与之相联系，今天对儒学的把握和发展，需要进行逻辑的重构，这种重构包括揭示不同命题之间的逻辑关联，分析观点展开过程中的内在脉络，等等。

(14)、(1)治国上，儒家主张“仁政”“德治”，反对严刑峻法；法家主张法治，强调严刑峻法；道家主张“无为而治”。

(15)、传统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型实际上存在两条进路。一条是熊十力开创的，由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继承与发扬的道德心性进路；另一条是冯友兰开创的，经蒙培元推阐，到黄玉顺“生活儒学”思想体系才取得集大成形态的“情理”进路。对于前者，学术界大多无异议。但对于后者的认识，人们大多囿于冯友兰《新理学》之“理”，而忽视了“新理学”思想体系里“情”的维度，以致没有意识到冯友兰所开创的其实并非“理性”的进路，而是“情理”(情感-理性)的进路。实际上，从冯友兰的“新理学”，到蒙培元的“情感儒学”，再到黄玉顺的“生活儒学”，师徒三代一以贯之的致思中心乃是“情理”。

(16)、①代表了下层劳动群众，特别是手工业者的利益，一度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

(17)、在当代哲学中，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主要关注于个体领域，他们或者聚焦于个体的生存，并把这种生存理解为通过烦、畏等体验而走向本真之我的过程;或者致力于将个体从逻各斯中心或理性的主导中解脱出来，由此消解社会建构起来的意义世界。与之相对，哈贝马斯、罗尔斯等，则主要将目光投向公共领域。哈贝马斯以主体间的交往为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由此表现出以主体间性消解主体性的趋向;罗尔斯固然关注个体自由，但同时又一方面将道德人格归属于公共领域(政治领域)之外的存在形态，另一方面又强调个体品格可以由社会政治结构来塑造，由此单向度地突出了公共之域对个体的作用。

(18)、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 ”，与荀子的“性恶论”截然不同，荀子之所以提出人性本恶，也是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的表现。

(19)、重义轻利：儒家重义轻利，重官轻商，重本抑末，与现代商品经济不相适应。儒家典籍《礼记》中所描述的大同社会是儒家思想大道之行的描述。

(20)、(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